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治理模式研究综述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已成为国内家族企业创始人所关注的一个重点话题。对于家族企业如何更好地传承、家族企业应使用何种代际传承治理模式这个问题,本文主从代理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管家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对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和分析,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本文对不同的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分析总结,构建了不同理论视角下的治理模型。最后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本文认为家族信任关系理论对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也会产生影响,提出了基于信托视角下的治理模型,以指导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更好地进行代际传承。    关键词 代际传承 代理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 管家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 家族信任关系理论    一、引言    在西方,有关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研究经过了二十多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论框架。Longenecker和Schoen在1978年首次提出“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化过程”。这种“过程观”逐步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同,它认为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是一个受多因素影响的长期过程。    家族企业研究领域开创以来,传承问题就一直是该领域学者热衷于探讨的主题。Dyer和Sanchez(1998)通过对美国《家族企业评论》杂志在1988—1997年间发表的有关家族企业的全部研究时发现,有关传承问题的研究占到18.3%,在家族企业10大研究热点中排名第2位。Chua、Chrisman和Sharma(2003)发现,1996—2003年间公开发表的190篇有关家族企业研究论文中,有22.1%的论文将传承问题作为首的研究问题,将其作为次主题的论文也占到了8%。从2007年至今在EBSCOhost数据库中搜寻到的有关家族企业的文献,大多数也在讨论传承问题。    国内从1994年开始出现有关家族企业的研究,中国学术期刊收录的关于家族企业的研究文献共有2452篇,而2000年以后,对家族企业的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近几年收录的相关文章多达2410篇。显而易见,国内学术界对于家族企业传承问题的研究时间相对较短,研究深度和广度相对较弱,与国外的研究相差甚远。这主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及经济与国外的差异,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重性。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家族企业也面临如何传承的问题,代际传承被更多的国内学者关注。本文试图对不同视角下的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治理模式文献进行梳理,把握这一领域的思维脉络,最终提出新视角下的治理模式,为未来国内相关研究提供思路借鉴。    二、家族企业代际传承    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治理模式的研究,首先需定义家族企业的概念,继而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模式进行分析,为之后分析不同视角下的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治理模式提供概念依据。    1、家族企业定义    在早期研究中,很多学者从家族方面对企业的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代际传承等角度对家族企业进行界定,但都存在争议,Handle(1989)认为给家族企业下一个大多数人都能认可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家族企业包括的范围很广,种类极多,涉及的因素也很复杂。哈佛大学教授Robert G.Donnely(1964)给出最早的家族企业定义“同一家族至少有两代参与这家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且这种两代衔接的结果,使公司的政策和家族利益与目标有相互影响的关系”。之后的国外学者均基于企业是否具有所有权(股份比例)、是否具有控制权(家族成员出任重职位)、控制权是否集中(非家族成员在企业中重职位的比例)来定义家族企业。    国内家族企业大部分为民营企业,刚刚走向代际传承的道路。学者在讨论家族企业的时候没有完全按照国外学者对它的定义,而是通过结合我国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以所有权为基础,涉及控制权和经营权对家族企业进行定义。家族企业应该是指一个家族或多个具有紧密联盟关系的家族直接或者间接的掌握着经营权的企业(孙治本,1995)。这个定义强调家族关系渗入到企业的程度,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由家族人员所掌握,不再把家族企业看成一个固定的模式。其他学者如毛蕴诗、卢现祥、潘必胜等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家族企业的定义,本文所研究的家族企业,就是一个家族或数个具有紧密联盟关系的家族拥有企业全部所有权,并直接或间接掌握企业经营权。    2、代际传承模式    理论界将家族企业继承人分为内部继承人和外部继承人,也就是说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模式有内部继承模式和外部继承模式两种。    内部继承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内部继承人既包括了企业主的子女、家族成员,也包括了从企业内部选拔的优秀的非家族成员作为家族企业的接班人。而狭义的内部继承人就是将继承人限定在子女身上。本文所探讨的内部继承模式是指狭义内部继承人的模式,即子承父业模式。    外部继承是指聘请职业经理人作为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国外的一些家族企业已经实践了外部继承模式,当然,外部经理人继承的只是企业的经营权,而所有权依然牢牢地掌握在家族手中。在我国的家族企业中,这种继承模式也逐渐被接受,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内外部的代际传承模式分别包含着不同的治理模式,内部的代际传承模式主表现的是隐形契约治理模式,在资源基础观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有所体现。外部的代际传承模式主表现的是显性契约治理模式,在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视角下体现的更为明显。    三、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治理模式综述    学者在研究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时,提出了很多治理模式。但总结起来不外乎两类一是内部治理模式,即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主由血缘、姻缘和亲缘为纽带的家族成员控制。二是外部治理模式,是指家族企业基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外来职业经理人持有主经营权和部分股权的一种治理模式。下文基于代理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管家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对代际传承治理模式进行分析总结。   1、基于代理理论视角下治理模式    AdmaSmiht(1796)认为一个不拥有企业所有权的经营者不可能像企业的所有者那样勤奋地工作。Berie和Menas(1932)发展了这一观点,提出只存在利益争端,经营者会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是所有者的利益。Wilson(1969)率先提出了代理理论,Ross(1973)发展了这一理论将以上现象命名为“委托代理”问题,并提出了表达这种情况的数学公式。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当单一股东100%拥有企业的股权,并控制企业的经营权时,此时所有权与经营权未产生分离,这样股东目标与企业目标一致,不会产生代理问题,但当股东持有企业100%股权,但不掌握企业经营,造成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时,管理者由于无法享有对实现利润的所有权产生特权消费,即会产生代理冲突问题。    家族上市公司兼具家族企业和现代企业的特点,在家族企业特殊的股权结构下,决定了公司治理不仅仅解决好股东与经营者的代理问题,还求处理好家族控股股东和外部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运用代理理论分析家族企业,不仅仅是分析家族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也分析其中的代理问题。当家族企业进行内部传承的时候,代理冲突主表现在家族控股股东与外部小股东之间。家族成员往往是大股东,决定公司重大事件,其他的小股东只能起到象征的作用。一旦家族股东转移上市公司资源的收益独享,那侵害公司的机会成本将外部化传递给中小股东承担。上市公司就沦为家族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工具。当家族企业进行外部传承的时候,Eisenhardt(1989)将职业经理人看作机会主义者,即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所有者的利益。    所以,在代理理论视角下,家族企业是一种“中显性、中隐性”契约的代际传承治理模式,即包含非正式治理模式和正式治理模式的结合,家族成员与职业经理人共同决策、共创事业。这种模式较好地协调了职业经理人与家族成员之间的双边机会主义行为,不仅能够对非家族经理人进行控制,还可以降低家族控股股东与外部小股东代理冲突的可能性(如图1)。    2、基于资源基础观视角下治理模式    在资源基础观的视角下,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Barey(1991)认为资源可以归为三类物理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资源的管理和利用对于企业创造价值十分的关键(Barney和Arikan,2001)。有关家族企业资源的相关研究往往隐含这样一种假设企业一旦认识到自己控制了有价值的资源,就自然会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管理资源(理性人的假设必然对家族企业资源的管理有影响)。资源基础观是一个相对动态的视角,即在不同时期不同的资源组合会对家族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    其中“家族涉入”是家族企业中一种独特的资源,家族涉入包括家族精神、家族信誉和家族文化,有效利用这个独特的资源有助于家族企业的内部传承。Becker(1992)认为在资源基础观视角下的家族企业,只企业家精神不被置疑,那么家族成员即使没有给予明确的物质或精神激励,也会主动将家族利益与个人利益视为一致,这种行为大大降低了企业代理成本和协调成本。    所以,在资源基础理论视角下,家族企业是一种“强隐性、中显性”契约的代际传承治理模式,家族企业需注重家族文化的培育和家族成员内部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不论家族企业是否具有凝聚力量或者强烈的多重效用,家族成员都会合理利用家族成员共同愿景、承诺和奉献精神作用于家族企业的决策(如图2)。    3、基于管家理论视角下治理模式    现代管家理论的产生主是因为代理理论的失灵。管家理论最早出现在Donaldson(1990)和Barney(1990)的研究文献中,经过Davis、Schoorman和Donaldson等人的进一步研究,得出了管家理论的研究框架。Lex Donaldson认为成就、荣誉和责任对管理层的激励比经济激励更有效,经营者出于对自身尊严和信仰以及内在工作满足的追求,会像管家一样勤勉地为公司工作。Davis(1997)指出,管家身份关系极大地依赖于委托人与管理者之间的信任机制,管理者出于委托人对自己的信任,会促使他们为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而勤勉地当好企业好管家。    现代管家理论没有致力于研究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而是发现另一种能够充分激励管理者、赋予管理者权力以及让管理者和所有者保持一致的治理模式。在家族企业治理实践中,家族企业主更倾向于把家族内部成员视为管家,对家族成员选择充分信任,几乎没有任何约束机制。结合管家理论,家族企业除了加强家族内部成员的关系维护,也应该加强与外部管理者的沟通,实现职业经理人心中的“自我价值”。    所以,在管家理论视角下,家族企业也是一种“中显性、中隐性”契约的代际传承治理模式,家族成员与职业经理人共同参与决策。家族企业倡导二元混合文化,外部关系拓展和内部关系改善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决策成本,使得企业绩效大幅度提高。随着产权契约的明晰化,职业化管理程度的增强,所有者和管理者达到了双赢的共和阶段(如图3)。    4、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治理模式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早期思想可以追溯到1932年哈佛法学院学者E.Merrick Dodd与Adolf Berle的争论。而Stakeholder一词由斯坦福研究所于1963年最先提出来的,并开始引起各方关注。利益相关者理论最终体现的是将企业的剩余所有权在利益相关者中间进行分享的模式。    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不是仅仅关乎在任者和继承人这两类关键参与者的突发事件,而是一个涉及家族企业内部和外部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复杂过程(Handler,1994)。对家族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可分为拥有股权的家族成员、不拥有股权的家族成员、家族企业的管理者、企业员工、供应商、消费者、债权人、分销商、政府、特殊利益团体和社区等(Barach,1995)。在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家族企业更多的是关注家族利益忽略利益相关者利益,这就需通过对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改革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运用企业现有资源创造新的制度,最终实现组织的目的。   所以,家族企业是“强显性、强隐性”契约的代际传承治理模式,对于产权相对开放的家族企业,企业大量聘请职业经理人,并注重与政府、银行和债权人等外部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于产权相对封闭的家族企业,企业需妥当分配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结合家族企业的特点,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家族企业和现代企业制度的优势(如图4)。    四、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新治理模式    在中国的家族企业中,家族企业的创立者往往以其独特的经营风格领导和维系着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大多实行家长式管理,家长的集权度相当高,约束机制较为薄弱,企业内部基本上是一种经验式管理,比较容易滋生独断专行现象。如果家族企业传位给内部人,可能存在由于内部人的能力有限或者内部人无心做企业而使的企业走向分裂的问题。若是传给外部的职业经理人,可能存在难以服众的问题,尤其是难以管理家族中的创业元老。为了更好地代际传承,就需构建一个新视角下的治理模式。    1、家族信任关系理论    到目前为止,关于信任的研究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在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Max Weber和Fukuyama。Max Weber最大的贡献在于把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区分开。特殊信任是以私人关系、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为基础;普遍信任以信任共同体为基础。Fukuyama的贡献在于增加了文化的变量,将信任的情况和地区经济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构建了低信任度文化和高信任度文化概念。低信任度文化指的是信任存在于血缘之间的文化;高信任度文化指的是信任超越血缘关系的文化。    Yan(2006)认为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以来根植人民大众的指导思想,它所提倡的是“家本位”思想。自原始氏族社会起就有以家族为生活聚集圈的特征,这个习惯也一直延续了下来。在封建社会盛行的时代里,无论朝廷还是家庭都是以家长制来承担组织形式,这种家长制组织特征使得人们对家庭的认可度提升,依赖增强,淡化了对社会其他组织的信任。    Rotemberg(1994)认为在不对称信任条件下,企业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策略相互依存将引致委托人的利他主义行为。La Porta,Shleifer and Vishny(1996)对信任的作用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发现信任与企业雇员的效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新春(2005)用信任协调博弈的方法分析讨论企业家族主义困境,发现信任与企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家族企业主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主因为信息不对称和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完善。家族企业主对家族成员的无条件信任主源于集权情结、忠诚和关系亲疏等因素。    随着家族企业中信任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家族企业创始人不仅仅关注于内部人传承或外部人传承问题,家族企业如何能更好地生存下去,财富如何能够保存在家族内部也成为了家族企业创始人关注的焦点。Irish J.Goodwin(2009)在《How the Rich Stay RichUsing a Family Trust Company to Secure a Family Fortune》一文中研究发现家族信托是高财富人群普遍采用的一种管理资产的工具,家族信托组织模式是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家族信托的应用使得家族财富从个人的视角中独立出来而成为家族的财富。    2、家族财富传承——家族信托    中国在进行家族代际传承的时候崇尚均分财产。在遇到若干继承人时,往往均分企业,但是分家往往会对企业造成破坏性冲击。国外的家族企业往往分家不分业,也就是说每个继承人分得一定的股权,保证家族企业的完整性。为了避免后代挥霍前人创下的财产,国外的通行做法是设立一个信托投资公司,进而控股上市公司,后代只能享受投资收益,从而实现家族长青。如果后代想单独创业,可以规定每一代只能支取信托投资公司一定的本金,这样家族企业至少可以传十代。这种做法有效避免了后代接班人兴趣爱好不在企业的业务上而暴露出的离心行为,导致内部矛盾激化,家族企业分崩离析的情况发生。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家族企业也开始构建家族信托,以期保证财富的顺利传承。    在中国,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正式引入信托制度,2001年,中国《信托法》成立,信托这一概念开始以理财融资的目的逐步为人熟知,到目前为止,它更多的是以私募基金的形式出现,投资理财的意味更为浓厚。范博宏认为“信托应是被动的财富管理的方式,而非一个积极的投资工具”。目前大部分中国家族企业所运用的信托模式均是在全球主离岸地设立的离岸信托。家庭信托是指委托人将其财产所有权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按照信托协议管理信托财产,并在指定情况下将该资产转予指定的受益人,受益人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委托人的家庭成员(如图5)。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大陆的招商银行、平安信托、中信信托等机构陆续启动了家族信托管理业务。平安银行私人银行推出家族信托“第一单”,开辟国内家族传承的新大陆。一些从事家族信托业务的信托公司和银行对这些“富一代”资产规模设置的门槛有所不同招商银行求是金融类资产3000万起,平安信托则是整体资产规模至少达到5000万。国内一些家族企业依旧选择海外上市,或者到海外寻找信托机构,主因为内地目前的信托大部分是自益信托,而家族信托属于他益信托,内地的信托公司不好执行。其次富豪不想暴露自己的非资金的财产信息,而我国将公示作为信托生效的法律件,即委托人的财产装进信托,除办理信托登记手续外,还进行公示,这对企业主的隐私会构成威胁。    3、基于信托视角下的新治理模式    在信托视角下的家族代际传承治理模式,不再单纯存在于显性和隐形的契约模式之下,而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治理模式家族创始人对其家族企业拥有的现金股权作为委托资金设立家族信托的代际传承治理模式。家族创始人和信托机构签订了信托合同,创建了家族信托计划,由信托计划对委托资金进行投资并设立子公司A公司(BVI),以达到管理委托人资产的目的。该公司的80%股权由信托计划持有,20%股权由整个家族信托的实际控制人持有,该公司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增强家族信托委托人对公司的控制力不会分散。家族信托计划的受益人是家族成员,可能在家族企业内部担任高管或者不在家族企业内部任职。  除了实际控制人通过信托持股外,公司其他高管的股权激励也可以通过信托实现。这种信托治理模式独特之处在于实际所有权与名义所有权相分离、所有权与受益权相分离以及与股权激励机制相结合的制度设计,使得信托资产游离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和经营者四方债务风险之外而安然无恙。家族成员和职业经理人依旧共同持有家族企业的经营权,这种治理模式很好地规避了内部人控制或者职业经理人道德风险的发生,形成了相互制约的机制。    五、结论    对于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探讨,现有文献主从代理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管家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下进行分析。这些理论主基于不同的背景条件下,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治理模式从不同的视角进行阐释,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的指导意义。虽然不同理论所揭示问题的视角不同,但是这些理论并不是完全分割开的。事实上,理论与理论之间是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补充的关系。这些理论主基于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两个方面展开分析,由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治理模式所包含元素的复杂化以及理论本身的局限性,使得独立的理论很难全面、准确地分析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治理模式,这就需在其他理论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和完善。    在文章的最后,本文从家族信任关系理论来分析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治理模式,指出信托视角为新治理模式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信托视角下的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治理模型,其中指出设立家族信托是完善家族企业治理的关键,企业应该努力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家族企业内部人员和职业经理人的相互制约机制。    参考文献    1 Longenecker J,Schoen J. Management succession in the family businessJ.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1978,16(3).    2 Handler. succession in family businessA

综述电厂发电机测温点的问题

   本文阐述火力发电厂机组的发电机内在强烈的电磁干扰,常使多数温度测点在DCS显示异常。为消除给机组安全运行带来的影响,通过对干扰信号特性、通道抗干扰能力以及测量回路接地方式的逐一分析,发现串模干扰信号过大、测量回路接地方式错误是引起温度测量异常的真正原因,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该研究结果对电厂发电机内部测温异常的故障诊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关键词 电厂发电机; 抗干扰; 滤波电路   引言   在DCS控制系统中,一般的数据采集通道模块都具有较强的抗共模、串模干扰能力,但由于DCS应用的环境越来越复杂,所受到的干扰也越来越多。如来自电源波形的畸变、现场设备所产生的电磁干扰、接地电阻的耦合等各种形式的干扰,都可能使系统不能正常工作。特别是在对发电机内部进行温度测量时,由于检测元件处于较强电、磁场干扰环境中,其输出的低电势信号更容易受到干扰信号的影响。所以当出现测温显示异常时,研究分析DCS控制系统干扰信号的来源、成因及抑制措施,对于实现数据的准确、可靠测量具有重作用。   1发电机温度异常现象概述   某电厂2×6 MW国产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采用东方电气的QFSN-6-2-22A型水氢氢冷气轮发电机,DCS系统采用上海西屋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的Ovation控制系统。该电厂自投运以来,1#、2#发电机内部较多的测温点一直存在以下测量不准确的问题。   ①当定子线棒进水温度为36.5℃时,大多数绝缘引水管的出水测温点温度在DCS上显示为44℃左右,数值波动不大,工作正常,但1#、2#、8#出水测温点温度仅在25℃左右波动,波动中值比正常温度低大约2 K。出水温度低于进水温度,且波动幅值大,应该为异常测量值。   ②DCS显示11#、39#、4#绝缘引水管的出水温度在44~52℃之间波动,波动幅值大,为异常测温点。   ③在所有定子铁心温度测量值中,有8个测温点异常。其中,有的温度值不稳定,波动范围大,前后两次测量值波动幅值可达7~12 K;有的温度值不仅波动范围大,且波动中值在1~4 K之间,大大低于发电机的热氢温度47℃,显然也为异常测量值。   ④DCS显示汽侧和励侧7#、8#槽之间铁心齿部(D-D剖面)64#测点(11℃)与43#测点(95℃)的测量值大大高于其他邻近测量值(约为87℃左右),为可疑测温点。   2温度异常原因分析与处理   2.1温度异常原因分析   针对上述异常现象的特点,我们从干扰信号频率和幅值、通道测量准确性和抗干扰能力、测量回路的抗干扰措施等方面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2.1.1温度测点显示   首先在现场加浮置模拟信号校准1#、2#、8#测点测量回路,校准结果显示正常,说明测量回路的冷端补偿正确,对浮置模拟信号测量准确。   对现场热电偶输出信号进行频谱分析,发现在直流毫伏信号上均叠加有一波形为正弦波、频率为5 Hz的干扰信号,1#、2#、8#测点的干扰信号波形幅值约为2 mV。在DCS模块侧进行检测,这一信号幅值已衰减为6 mV。根据多数DCS控制系统通道的抗串模交流干扰信号能力来判断,这一幅值大小的干扰信号已能对测量带来影响,但不至于引起2 K的偏差。各通道的抗干扰能力实际测试结果也证明了这点。   检测一个正常显示通道(3#测点)输入信号,其干扰信号频率、幅值与1#、2#、8#测点通道相似。将1#、2#、8#测点信号接入3#测点通道,DCS均能正确显示,将3#测点信号接入1#、2#、8#测点通道,DCS均不能正确显示。经测试,该模块各通道的抗串模交流干扰能力几乎一致。至此,可以判断干扰信号不是引起问题的根本原因。   最后检查各通道测量回路信号线、屏蔽接地情况,发现1#、2#、8#测点通道与该模块3#测点通道不同。各测点的接地差异如图1所示。      图1各测点接地差异   在图1(a)中,1#、2#、8#测点通道屏蔽层在模块侧单端接地,但信号线负端在现场和模块侧分别接地,与地形成回路。由于地电位差的存在,且热电偶负端热电极阻抗远大于地电阻阻抗,因此,在热电偶负端热电极上额外叠加电压降,直接串入热电偶测量回路,造成测量误差,从而使DCS显示示值均比实际温度偏低2 K左右。   在图1(b)中,3#测点热电偶信号在现场接地,屏蔽层在模块侧单点接地。由于热电偶信号在现场单点接地,与地不会形成地电流回路,不会在热电偶负端热电极上额外叠加电压降,因此,该通道在干扰与1#、2#、8#测点通道相似的情况下显示正常。但这种接地方式不是最理想的屏蔽接地方式。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屏蔽层接地应改在现场信号源侧接地才能实现最大可能地防止电场、磁场对热电偶信号传输线路的干扰。   2.1.2测量值波动   对现场热电偶输出信号进行频谱分析,发现从发电机膛内出来的热电偶输出信号叠加了很强的工频串模干扰信号。在出水温度为44℃、参考端温度为2℃时,测温元件(T分度热电偶)产生的直流电压信号约为1. mV,但叠加的工频串模干扰信号却达到了近5 mV。   由DCS技术资料可知,I/O模块的串模抑制比为6 dB(干扰频率为5 Hz)。通过实际的通道抗串模干扰能力试验,证明了幅值为1 mV的工频串模干扰在信号温度为44℃时能引起大约2 K的温度变化,这与该通道的实际显示波动幅值接近。因此,11#、39#、4#测点绝缘引水管出水温度测量值跳变范围大,最大可能是由叠加在现场热电偶信号上的高幅值工频串模干扰引起。   2.1.3测点温度   在现场热电偶冷端进行输出信号分析,相对于前述的高幅值工频串模干扰而言,该测点的热电偶输出信号上叠加的工频串模干扰幅值并不高,仅为1 mV左右。分别用FLUKE万用表和TEK示波器进行测量,发现在环境温度为4℃时该热电偶输出信号的直流电压为4.7 mV(由于FLUKE万用表对地浮置,其抗串模、共模能力较强,特别是对5 Hz的串模干扰有极强的滤波能力,因此该4.7 mV的直流电压测得值可信度较高)。   由于热电偶已安装在发电机内,不能进行实物校准,只能根据目测判断热电偶型号。根据目测观察结果以及厂家技术资料,可以认为该热电偶为T型热电偶。查T型热电偶的分度表,可计算出该热电偶测量端温度约为136℃。该推算值与DCS上的测量值基本吻合。检查该模块及信号和屏蔽层接地情况,发现其接地方式与图1(b)相同,不存在信号回路中叠加串模直流干扰的问题。   64#测点所对应的测量通道也经过多次对比检查,确认该通道冷端补偿及热电偶型号设置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该热电偶测量通道测量准确可靠。   对该工频串模干扰信号进行RC(R=33Ω、C=1 μF)滤波,工频干扰幅值已从1 mV降至1 mV以内,DCS上该测点的测量值仍然保持稳定为137℃。通道的实际抗干扰能力测试也说明1 mV的工频干扰对64#测点的测量值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另外,某电厂与该电厂同型号、同批次生产的两台发电机相同测温点的测量结果对比如表1所示。      表1测量结果对比   从表1可以看出,该电厂的两台发电机与另外某电厂的两台发电机在定子铁心的同一区域反映出64#测点的温度是最高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DCS显示值反映的就是64#测点的实际温度值。

浅议暗示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暗示教学作为一种教育模式,可以在英语教学中发挥重的作用。本文试将暗示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分析总结,阐述在教学中恰当地运用环境暗示,体态暗示,活动暗示,自我暗示等方法,激活新课改下的英语课堂教学,帮助学生打开英语学习的大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效学习。    关键词暗示 中学英语 应用    一、何为暗示教学法    暗示教学法由保加利亚心理学博士洛扎诺夫所创,因而亦称“洛扎诺夫教学法”。其原理是人类的学习过程包括了大脑两个半球的协调活动,是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的统一,也是理智活动和情感活动的统一,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就像一个完整的乐队,有铜管乐,打击乐、弦乐等,只有当它们协调演奏时,才能奏出优美的乐曲。暗示教学法就是通过对大脑左右施加的暗示,建立无意识的心理倾向,激发个人心理潜力,创造强烈的学习动机,从而高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充分发展自我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实验证明,此教学法在发掘人的学习潜力方面有着异常功效。    二、暗示教学法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    1.环境暗示    暗示教学法认为,暗示是个人和环境之间一个经常性的交流因素,倘若能达到“人──环境”之间的“共振”,人与环境间的不断交流就能达到最为和谐协调的境界。传统的课堂教学是建立在“有意识灌输──有意识被动接受”这样一个教学系统之上的,而暗示教学法则突出强调环境与人的“共振”。教的一方需为学的一方创造一种共振的环境,在这样一种共振体系中,学生便能自然地、不由自主地、超常地完成学习任务。无论是优美惬意的物化环境的陶冶,还是愉悦和谐的心理环境的感化,都能使学生在无对抗的状态下,乐意、顺利地接受环境的暗示信息,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因此,教师应该对教室进行科学合理地布置,为学生创设一个明快、舒适的学习场所,如在学习园地多展示一些学生的英文习作,以及与英语相关的图片、资料等,多给学生以“英语学习是有实用的、愉快的、不困难的”,“只我努力,我就能成功”等一类的积极暗示,以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此外,教师还可以在班级内组织兴趣小组,让他们根据教师指定的主题,如食品、饮料、动物等不同内容,收集图片、包装袋等与之相关的各类资料,分小组在班级内展出,并在黑板报上开辟栏目加以介绍,最后再进行小组间的评比,这不仅能起到高学生学习兴趣的作用,还可以巩固强化各单元的教学内容。    2.体态暗示    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如果把表情、声音作为非言语交流的符号,那么言语只能表达信息的7%,而大部分是靠非言语来表达的。在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言语只能起到方向性或规定性的作用,而非言语行为才能准确地反映出话语的真正思想和感情,担当起绝大部分的传播职能。试验结果表明,当人们搜集各种信息不一致的时候,其总体效果等于7%的言语联系加 38% 的声音联系加上 55% 的肢体动作。“体态暗示”就是指教师在实施教学时,用体态语言把自己的用意、愿望表露出来,让学生从中受到教育或明白教师的用意所在。体态暗示是沟通师生感情的特殊信息传递方式,尤其是在以语言文字为主的课堂言语交际中具有特殊的适用性和实用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更能体现暗示的委婉特点,起到感染、传递、调控、激励等多方面的作用,往往教师的一束目光、一个手势,就能使某个学生或者整个班集体产生某种微妙的心理变化,形成某种心理状态,有效地高言语交际的效果。例如在课堂上,对于表现较好的同学,教师可以竖起大拇指来称赞,对于表现突出的同学,教师可以叉开食指和中指作 “V”形,称赞其高明,了不起。    3.活动暗示    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碰到的最大“敌人”不是自己能力不够,也不是学习内容深奥难懂,而是在学习中存在一定的动机障碍。小学生天性好玩,生性好动,如果在教学中能把学习的内容以活动作为载体,来激发学生的内部动机,调动学生的内需力,就可以轻松自如地“让学生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和活动体验来获得认知发展”,熟练掌握所学内容。把活动运用到课堂教学中,不仅可以为学生供引人入胜的练习形式,还能满足学生旺盛的求知欲。富有创造性的英语教师,总是善于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游戏,表演唱,或是故事接龙,模拟交际活动等等,轻松地完成教学目标。    4.自我暗示    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形象就像一部电脑,由自己来编排数据和输入程序。你的生活环境,你的经历,别人对你的评价和反应,你从过去的成功和失败中获得的经验都会为你供有关的数据信息。你通过反复编排把自己的形象输入“电脑”,于是,在你心灵深处就出现了一个能够指引你思维方式的自我意向。是谁在为你控制操作?就是自我暗示。自我暗示的方式主有写名言警句醒自己、自我形象设计、经验总结、教训启迪、自我激励等。成功教育表明任何一个学生都有成功的潜能,而这就求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挖掘他们的潜力,善于运用暗示手段,给予激励和引导,激发孩子树立学习的信心,学会认识自己、欣赏自己。例如面对考试,我们也不妨采用积极的语言暗示和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充满自信地对自己说“我一定能考出自己的最好水平。”“我曾经第一,我就很有可能再成为第一。”    暗示教学中的那种积极暗示,没有命令和强制,因而可以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气氛中激发出学生的兴趣和记忆潜力,使他们处于学习的最佳状态,达到学习的最佳效果。让我们巧妙地运用环境暗示、体态暗示、活动暗示等他人暗示,帮助学生找寻到那片属于他们的灿烂星空;让我们积极地发挥学生的自我暗示,引领学生遨游在那片属于他们的快乐天地间!    参考文献    1. 暗示心理学研究在中国,傅荣,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5 年;    2. (美)唐纳德.H.舒斯特等,《暗示速学法》,新华出版社,1989 年;   

从新的视角看传统戏及其改编

  传统戏的命运是一波三折的。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戏曲改革的主工作是做传统戏的整理改编;许多传统剧目经过整理改编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戏曲舞台上,这 是新中国戏曲改革工作的重成果。后来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受到重视,陆续有新作品出现;并且在1958年还出出了“以现代戏为纲”的口号,认为现代戏创 作得多才表明是“跃进”。经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文化部于6年代初出了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三并举”的戏曲剧目政策。就是说, 在创作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传统戏的改编和演出。但不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把传统戏以及历史戏看成封建的东西赶下舞台。 “文化大革命”之后,传统戏在观众的期待中被“解禁”,出现过短暂的繁荣,但随后因受到流行文化、外来文化冲击,传统戏剧出现了“危机”。人 们为克服危机,努力变革求新;有些地方的文化主管部门又特别倡原创和当代题材,传统戏则因其“陈旧”而不被看重。所以自上世纪末叶至本世纪初,除了潘金 莲、大劈棺等少数传统戏的题材被翻新引起讨论外,传统戏整理改编已不是舆论关注的热点。 近年有两件事促使人们从新的视角来看传统戏及其改编,一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一件是文化部优秀保留剧目奖项的设立。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戏曲艺术(传统戏剧)的保护主是保护其唱腔、表演等艺术特点,而这些特点必须通过剧目和演员活态传承。现代戏和 历史剧也应成为传承戏曲艺术的一种途径,并且应是戏曲艺术生生不息、不断有新的创造的标志;但它们都是在传统戏的基础上的创造,最能体现各剧种唱腔、表演 特点和剧种特点的还是各剧种的传统戏。 戏曲是以演员的表演为中心的,表演的特点决定了戏曲艺术的美学特点。现代戏的表演有很多新的创造,但它是在传统戏基础上的发展创新。传统戏凝 聚了历代艺人的创造,所谓“四功五法”,行当、流派的特点,都主是由传统戏体现出来的。所以传承戏曲的表演首先依靠传统戏。戏曲的教学也以传统戏 为主教材。 非遗保护使人们对戏曲社会功能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在长期的古代和近代社会,戏曲是广大群众的主娱乐手段;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重视传统 戏,除了为了满足群众的文化娱乐求之外,则看重它的教育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作用,强调“寓教于乐”。因教育作用的大小、有无,而将剧目划分为有 益、有害、无害等几类。而从非遗保护的角度看,则强调戏曲的文化价值。如果只从满足群众的娱乐求的角度,可听凭戏曲自生自灭,因为现在娱乐手段已有很 多,不必为少一个娱乐手段着急。如果只从教育作用看,也不用为戏曲的危机担心,因为广播、电视、各种新闻媒体进行宣传快速而又及时。但从文化的角度看,戏 曲则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比如昆曲,在它的身上,凝聚了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等多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他古老剧种,如秦腔、川剧、蒲剧、豫剧等,都有大量 的传统剧目,在这些剧目中包含着具有地方特色的戏剧文学和独特的表演技艺。一些民间小戏生动活泼,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两类戏剧,无论是古老的剧种,还 是民间小戏,都是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载体。中国戏曲集中体现了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的丰富性,所以不论是流布区域大的剧种还是流布区域小的剧种,都有其不 可取代的文化价值。 有些戏曲,如傩戏、目连戏等宗教祭祀性戏剧,从社会作用的角度看,人们往往会怀疑它们的价值,甚至认为它们有负面作用;但从文化角度看,它们具有人类学、民俗学以及戏剧发生学等方面的意义,则具有保护的价值。 从非遗保护的角度看,从戏曲的文化功能看,传统戏在“三并举”中无疑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保护传统戏剧,首先应做好传统戏的保护和传承。传统戏 改编的原则是“推陈出新”,即发扬精华,剔除糟粕。但多年来一直以改得多、及对作品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作为改编者贡献的标志;自实行非遗保护以来, 人们的视角发生了转变,即在传统戏(特别是成为经典的古典剧目)的改编中,努力使传统的东西尽量多地被保护下来。在新的文化语境下,有些学者和剧作家出 敬畏传统的观点,这对“五四”以来文化思想方面存在的偏颇是一种矫正。“五四”时期强调打破传统的藩篱、破除封建思想是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但从长期的 文化建设看,又必须尊重传统,尊重前人的创造。传统的经典是经过历史长河的冲洗保留下来的,为民族文化增加新的活水必须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 这样说传统戏不是就不用改了吗?一点不改不是保护得最多吗?这样的认识也是不对的。所谓保留得多又是以能够适于当代舞台演出、为当代观众所接 受和欢迎、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为前的。传统戏之所以需改,主有两种情况,一是原本比较芜杂,精华糟粕杂陈,甚至其主导思想倾向是陈旧和落后的; 另一种则如明清传奇,其中有一些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但篇帙繁浩,难于在今天的舞台上原样演出。对于前一种情况,几十年来已积累了很多经验,根本改变原作主 题使之产生新的面貌的如莆仙戏《团圆之后》、《春草闯堂》等;只改几句唱词却改变了原本基调的如梅兰芳版《贵妃醉酒》。而对于后一种情况,近年有三本《牡 丹亭》、四本《长生殿》和上下本《西厢记》等呈现于昆曲舞台,应该说这是只有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才可能实现的,因为广大观众已认识到这些作品的价值,所以 能够耐心地观赏它们 的“整本”演出。当然所谓“整本”还必须经过一定的删减,这需整理者很高的胆识和水平。整理《牡丹亭》的王仁杰和整理《长生殿》的唐斯复等都为之付出了 巨大的劳动。 近年又有对几出经典的传统戏进行新的改编的,如刘连群为天津京剧院改编的《香莲案》,情节的改动并不很大,但对人物的心理做了更细致的解释和 挖掘,并用程派演员来演秦香莲。作者说其改编的目的是“让古老故事多一种解说,让程派艺术多一出新戏,让京剧舞台多一部剧目”,从演出效果看,这样的目的 达到了。而在过去可能认为这不是很高的目标,但今天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看,其意义是重大的——保护了遗产,又为文化遗产增加了积累,因此这部作品 受到很高的评价。   从剧团的演出场次看,多数剧团是以演传统戏为主的。人们经常用“老戏老演,老演老戏”来批评戏曲的“陈旧”。戏曲院团创新的力量不够,这样的情况是客 观存在的;但老戏之所能老演,还在于观众有这样的求。所以各剧团必须建立一定数量的优秀保留剧目。文化部近年设立优秀保留剧目奖,其意义不在增多一个奖 项,而在于确认一种价值评判标准。即评判一部作品的优劣高下,不仅看它是否引起轰动,而且看它能否保留下来,传承下去。这样看,那些能长期保留于舞台 的传统剧目就很值得重视和学习借鉴了。 而传统戏之能够长期保留,一条主的经验是不断进行新的创造。剧作家胡小孩曾谈过一种体会,他说在5年代看改编过的《黑旋风李逵》感觉非 常好;但到8年代再看按照原样的演出,就觉得拖沓了。莆仙戏《春草闯堂》、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改编传统戏的突出成果,这些剧目 今天之所以能够保留,主是那时的改编创造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后来的演出又不断有新的调整和改动,以适应观众新的求。陇剧《枫洛池》是上世纪5年代 根据传奇《渔家乐》改编创作的,当时新创的成分很多,5年来一直经常演出,每次新的演出又都加入了新的阐释。 除了剧本的改动,舞台面貌的变化、演员构成的变化也是重的。比如昆曲,本来主是由年轻演员演出的,“十三不足十一零,金花绣领簇队行”

高校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教学资源的整合与优化研究

  政治经济学、《资本论》选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课在各高等财经院校开设状况不一。鉴于此,以经济学专业为例,列举了这三门课程开设的现状,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主问题,同时出了三门课程作为经济学专业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资源整合与优化的对策,以期促进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教学质量的持续高。    关键词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教学资源整合;教学资源优化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1-7836(214)12-47-3    一、有关课程教学资源整合的文献回顾    我国从21年正式开始进行有关课程教学资源及其开发与利用的研究,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这个问题重性的认识逐渐加强,对课程教学资源整合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在教育理论界,许多学者和专家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课程教学资源整合进行了界定,基本形成以下几种不同的认识    (一)关于教学资源整合的界定    目前,关于教学资源整合的界定,在理论界主有以下概括    教学资源整合是指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把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方法、人力资源和课程内容有机结合,共同完成课程教学任务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1。教学资源整合求不同资源之间实现沟通互补,最大限度地建立和保持教学资源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从而高资源的利用率及知识的获取效率2。    广义的教学资源还应该包括教师和学生本身。因此,从本质上讲,对教学资源进行整合的过程可以视为教与学之间的“对话”和“匹配”的过程,即教师、学生,以及其他教学资源之间通过“对话”的形式“匹配”成一个“平衡”的教学系统的过程3。    教学资源整合,就是指在现代教育科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对影响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各种教学因素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立体化、科学完整、动态高效的教学活动体系4。    根据以上概括可知一般常说的教学资源是指在教学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所能运用到的各种资源。而教学资源整合是指对有利于实现课程目标的各种直接因素来源和必的实施条件进行合理的配置,高资源的利用率,使其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的完整体系。    (二)关于教学资源整合的原则    教学资源整合的基本原则目标导向原则、人人参与原则、规模效益原则、双赢原则、优先发展原则、持续发展原则5。做好教学资源整合工作应坚持科学性原则、动态性原则、经济性原则4。    笔者认为,教学资源整合应坚持的原则有目标导向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动态性原则以及系统性原则。    (三)关于教学资源整合的目标    在教学资源整合的过程中,需制定教学资源整合的一系列具体目标。    教学资源整合的目标质量目标、效率目标4。在资源整合过程中应该实现“四化”,以此作为教学资源整合的操作标准本地化、个性化、个别化、现代化3。    笔者认为,通过教改项目的实施,使广东金融学院经贸系经济学专业学生在经济学基础课程方面达到个性化、本土化以及高质量的目标。    (四)关于教学资源整合的思路    教学资源整合的基本思路就是将教学资源视为一个系统,通过对系统各素的加工与重组,使之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形成合理的结构,实现整体优化,协调发展,发挥整体最大功能,实现整体最大效益4。教学资源整合的内容和方法师资整合、教学组织整合、教学基地教学资源整合,教学组织整合包括教学目标整合、教学内容整合、教学方法整合、学生个体差异性整合4。现有教学资源的整合有以下几种层次专业内课程资源整合、专业之间教学资源的整合、校内教学资源的整合、校园—社会相关资源的整合6。笔者认为,教学资源整合的思路应该是将教学资源视为一个系统,通过对专业内、专业间,校内、校外,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的资源进行整合,以期达到预期的教改目标。    总之,通过对课程资源整合概念、原则、目标以及思路的研究回顾可见,目前已有的课程教学资源整合都主是从课程编制、课程设计、课程来源、课程实施、教学活动等其中一个或几个角度出发来界定的,都不能完全涵盖全部课程资源整合的全过程。因此,笔者从基本概念入手,分析了在课程教学资源整合过程中应坚持的原则以及应达到的目标,并出了政治经济学、《资本论》选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三门课程,在经济学专业的课程编制、课程设计、课程来源、课程实施,以及与教学活动相关的人力、物力资源,软、硬件资源的整合设想。    二、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的开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目前国内相关课程的开设现状    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核心课程,是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经济学类专业课程结构、共同核心课程及主教学内容改革研究和实践”项目调研基础上出的,经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通过,教育部批准的必修课程。其中,经济学类各专业的核心课程共8门,其中就包括政治经济学。    按照中宣部、教育部2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的求,原来为本科生作为思想政治课开设的政治经济学将不再单独开设,并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但作为财经类专业学生单独开设的政治经济学课继续开设。据全国3所高校经济学专业的调查,政治经济学课程最低1.5个学分,最高8个学分;一般院校平均6学分;财经院校平均5.2个学分;理工院校平均2.4个学分。大多数高校中经济学专业都开设《资本论》选读课程,有的院校在本科阶段开设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课,大部分院校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开设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课。    自“两课”改革以来,为配合国家的教改方向,广东金融学院决定政治经济学课、由原思政部改为经贸系来讲授,作为财经院校专业基础课的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专业开设的《资本论》选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课目前在学院开设的现状如下财经类专业开设了政治经济学,设在第一学期,每周3学时,共计42学时;经济学专业《资本论》选读开设在第三学期,每周3学时,共计54学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开设在第四学期,每周3学时,共计54学时。   (二)目前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问题    1.课程设置具有不稳定性、不连续性、不完整性    从广东金融学院相关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到有的年级未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这导致经济学专业学生专业基础知识不扎实、不牢固,好多学生在考研的过程中考这门课程,这就成了学生的“鸡肋”。同时,在这三门课程的设置中,前后顺序以及课程设置的不稳定性、不连续性以及不完整性也可见一斑。    2.教学内容方面的知识重叠    从相关课程的教学中可以看出,例如政治经济学中讲授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社会资本运动理论等内容,在《资本论》选读中也讲授;政治经济学中讲授的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市场体系、收入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内容,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中也讲授,虽然《资本论》选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是更深一步地讲解,但毕竟有些知识是重叠的。因此,本文拟构建阶梯式教学内容体系,政治经济学课讲授商品经济一般原理,《资本论》选读课讲授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课讲授社会主义部分,这样设置可以避免相关知识的重叠。    3.专题式教学的适应性问题    所谓专题式教学法,是指由任课教师在遵守课程教学计划的前下,把整个教学阶段的教学内容按照一定的标准分成若干部分,然后把每个部分视为一个独立的专题来备课和授课的教学方法。专题式教学立足教材又高于教材,既忠于教材又不拘泥于教材。在专题式教学的过程中,任课教师的讲授不再是面面俱到,而是对教学内容有所选择,有所侧重。专题式教学适合在掌握了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对某一问题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度概括与剖析。但目前学生却缺乏这方面基本理论的储备。例如各年级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政治经济学设在第一学期,而且加大了课时量,但学生在接受专题式教学方面略显吃力,因为他们已适应了高中阶段的应试教育形式。    4.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诸如资本积累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垄断和竞争理论,以及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理论,在学院政治经济学的授课中所占比重较少;但由于课时的限制,学院其他系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还按目前的教学体系设置开设。而经济学专业的政治经济学课拟打算只讲授商品经济一般原理,而资本主义部分放在《资本论》选读中来讲,社会主义部分放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课中去讲,这样,就会加大政治经济学课作为通识教育教学内容的比例,而且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其专业知识会更加扎实。    5.实践性教学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有些课程,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基本上不能开展实践教学,有的课程就可开展实践教学。如,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课,学院经济学专业27级就开设了实践课。但在开设的过程中,主涉及到一是教学实践基地的建设问题,如选取哪个企业(类型),什么时间去?企业是否肯接待等一系列问题;二是实践教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目前,各高校都十分重视实践教学问题,但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有些制约因素影响实践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6.相关课程的开设以及后备教学人员的储备问题    目前,在学院人才培养方案中,经济学专业政治经济学是作为学科基础必修课开设的,而《资本论》选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是作为专业选修课(专业方向课)开设的,所以如何保证这两门专业选修课的如期开设也是应解决的关键问题,否则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化经济学将成为一句空话。除此之外,当务之急是解决相关课程的后备教学人员的储备问题。目前,学院正在着手建立老中青相结合的教学团队,以利于教学队伍的稳定。    三、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资源整合与优化的路径    (一)构筑“一主两翼”式的教学模式    在我国,尽管在高中阶段就开始讲授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础知识,但仅限于一些基本概念、名词解释,只是一些皮毛。只有到大学本科阶段,学生才真正开始系统学习和掌握这门课程的完整知识,而且通常是在新生入学后第一学期就开设的课程,足见该门课程的基础性和重性。而且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这门课程不是“政治课”,而是经济学专业的“入门课”。因此,经济学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拟从商品经济一般原理出发来讲解基本原理。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预计以《资本论》选读的形式来开设。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拟开设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课程,从而为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供广阔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成为系统研究中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专业课。    (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化、阶梯式教学内容体系    经济学专业主是培养具备比较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熟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理论,JP比较熟练地掌握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知识面较宽,具有向经济学相关领域扩展渗透能力的研究型和应用型经济学人才。因此,教师构建本土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使学生了解本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主区别,向学生传授中国经济学的主内容,培养学生对中国经济的认知能力,使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我国现实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三)努力打造多样化的教学形式    专题式教学法改变了原有的以传授具体理论知识为中心的模式,构建了一种以传授具体理论知识、学习方法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重的新模式,课堂授课紧密围绕教学重难点和教学目标展开,最大限度地实现高校理论课的两大功能教会学生做学问和教会学生学会做人。由于专题式的教学采取纵向跳跃、横向截取剖面的方法,重新组织教学内容,看似知识系统的整体性被肢解,但可以较好地引导学生学会对知识进行横向的归纳、总结和纵向的推理、探究,利于探究性学习和开放式教学的开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为此,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诸多教学手段,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最新的理论动态,以及实践新的教学理念,紧扣教学目标,以教观点、教方法为己任,进行“少而精”的教学,灵活地安排教学内容。因此,专题式教学内容精练,思维层次高,跳跃性强,适合探究性教学的开展,同时辅以案例式教学、现场教学等丰富多彩的形式。    (四)在教学手段方面,利用互联网释疑解惑    本文中涉及的课程目前都在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但在制作过程中,由于教师掌握的多媒体制作技术有限,因此有些简陋。所以,在今后的授课过程中,不断高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质量,使学生能够寓教于乐,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基础理论。    通过网络资源,把教学课件放到教学平台上,以利于学生查阅;同时在教学平台上创建讨论区,以便于学生和老师的交流;另外,也把一些常用的资源网站告诉学生,以利于学生上网查阅一些与本文相关课程的文章进行阅读,为学生准备一个“电子书包”,以高他们的科研和写作能力,为以后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组织相关教学人员编写教材,整合教师教学团队教学资源    教材虽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却是课程实施的主体性文本资源,而教材内容总是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因此需教师在教学中对教材资源进行重组、加工和活用,升其文本价值。广东金融学院拟以教学讲课大纲的方式,在每次授课之前发给学生,在时机成熟、准备充分的基础上,编写相关教材。    参考文献    1高桂林.关于网络教学资源整合的探讨J.教育技术导刊,25,(1).    2谢卢请.论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与校园网教学资源整合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7,(3).    3林海斌,林国平.教学资源整合的思考J.科学教育,28,(4).    4李传双.高职院校教学资源整合初探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8,(6).    5李余才.论高职教学资源的优化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4,(5).    6程夏,王鲁志.“以学生为主体、多专业教学资源整合”的教学模式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4,(6).   

简议市政工程施工中存在问题

      本文根据作者多年的工作经验,对我国市政工程施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对其出了针对性的解决策略。随市政工程的设计标准严密和工程质量求高,和其他工程相比,其质量本身具有影响因素多、质量波动大、质量变异大、质量隐蔽性和终检局限大的特点。因此,必须重视和加强市政工程现场施工中的工程质量控制,防患于未然,高市政工程质量。   关键词 施工质量 ;措施;建设    .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步伐的推移,市政工程的影响力也循环渐进。市政工程施工项目的管理是全方位的,求项目经营者对施工项目的质量、安全、进度、成本、文明施工等,都纳入正规化、标准化管理,这样才能使施工项 目各项工作有条不紊、顺利地进行。施工项目的成功管理能促进项 目和企业的发展,能推动建筑市场不断前进,对项目、对企业有良好经济效益,对国家也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1 .高全员质量意识,以人为控制核心    做好质量宣传工作,是搞好质量控制的一种重手段。对质量的认识,有一个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过程,这样经过多次循环,质量意识才能深入人心。质量控制按其实施者不同,包括业主方面、政府方面和承建商方面等。所以,高全员质量意识,就把宣传工作循环、循环、再循环 ,具体、具体、再具体。天下没有木头脑袋和石头脑袋 ,只我们有信心、有耐心、有诚心 ,相信质量这根弦会绷紧在每个人的脑海中。人是直接参与工程建设的决策者 、组织者、指挥者和操作者,所以人应作为控制的核心。避免人的失误,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人的责任感和质量观,达到以工作质量保工序质量、保工程质量的目的。   2.材料的质量控制    在工程施工中,对材料质量控制应着重于充分掌握材料信息 ,优选供货厂家、合理组织材料供应,确保施工正常进行、合理地组织材料使用,减少材料的损失、加强材料检查验收、眼把材料质量关、重视材料的使用认证,以防错用或使用不合格的材料。材料的质量控制依据材料的质量标准,明确材料的质量性能。材料的质量标准是用以衡量材料质量的尺度,也是作为验收、检验材料质量的依据。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质量标准,如水泥的标准有细度、标准稠度 、用水度、凝结时间、 强度 、体积安定性等,掌握材料的质量标准,就便于可靠地控制材料和工程的质量如水泥的颗粒越细,水化作用就越充分 ,强度就越高;初凝时间过短,不能满足施工有足够的操作时间,初凝时间过长,又影响施工进度;安定性不良,会引起水泥石开裂,造成质量事故;强度达不到标号求,直接危害结构的安全。因此 ,对材料的质量控制,就是检验材料是不是符合质量标准。 ‘   3 .施工方法的控制   制定施工方案时,必须结合工程实际,从技术、组织管理、工艺、 操作 、经济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综合考虑,力求方案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工艺先进、措施得力、操作方便,有利于高质量、加快进度、 降低成本。   例如,在拟定混凝土浇筑方案时,应保证混凝土浇筑能连续进行;在浇筑上层混凝土时,下面一层混凝土不致产生初凝现象 ;否则,就不能采用 “ 全面分层”的浇筑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对需缓凝的时间和缓凝的掺量,或二次振捣的间隔时间和振捣设备的数量,均应进行准确计算,并通过试验调整、确定。另外,对施工方案选择的前,一定满足技术的可行性,如液压滑模施工,求模板内混凝土的自重,必须大于混凝土与模板问的摩阻力;否则,当混凝土 自重不能克服摩阻力时,混凝土必然随着模板的上升而被拉断、拉裂。所以,当剪力墙结构、简体结构的墙壁过薄,框架结构柱的断面过小时均不宜采用液压滑 模施工。又如,在有地下水、流砂,且可能产生管涌现象的地下进行沉井施工,则难以解决流沙 、地下水和管涌向题;若采用人工降水施工,又可能更不经济。    笔者认为,现场跟踪检查是工程质量控制的最实用办法。工程质量的许多问题,都是通过现场跟踪检查而发现的。做好现场检查,质量管理人员就一定腿勤 、眼勤 、手勤。腿勤就是勤跑工地,眼勤就是勤观察 ,手勤就是勤记录。在施工现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质量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减少经济损失。质量管理人员在施工现场督促施工人员按规范施工。并随时抽查一些项 目,如混凝土的砂石料、水的称量是否准确,预制构件和进场材料是否达到规范求,含灰量是否符合求等质量管理人员还应在现场给工人做正确操作的示范, 遇到质量难题,质量管理人员同施工人员一起研究解决;出现质量问题,不能把责任一齐推向施工人员。质量管理者只有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 ,才4 .施工机械设备选用的质量控制    施工机械设备是实现施工机械化的重物质基础,是现代化建设中必不可少的设施,对工程项目进度和质量均有直接影响。为此,在项目施工阶段,必须考虑施工现场条件、建筑结构形式

诗学流变中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引言    由于莎士比亚经典地位的确立,当代研究者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都不吝赞誉之词。纵览莎士比亚十四行在英语世界的批评史,情况却并非如此,它受到不同诗学因素的影响,表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对这些特征的分析不仅可以追溯不同时代看待这些诗歌的方式,更可以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些不同接受方式背后的影响素。换言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接受不仅关涉诗歌、诗学潮流与历史,还关涉时代对经典的构建方式。根据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批评史各阶段的主体特征,笔者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以重大批评作品的问世为标志。    一、文本样态与读者品味(1598-1779)    这一时期,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文本样态是作为一首首独立的诗歌而存在的。1598年,米尔斯(Meres)说“柔美流畅、舌甜如蜜的莎士比亚有着奥维德甜蜜、睿智的精髓,如《维纳斯与阿多尼斯》《鲁克莉丝》和在他挚友间流传的甜蜜十四行”。这说明早在1598年,莎士比亚就已创作出部分十四行诗,并开始在小范围内传阅。由于奥维德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诗人,我们可由此肯定,早期读者虽少,对这些十四行诗的评价却甚高。大众读者第一次读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次年贾格德(Jaggard)出版的《爱情的礼赞》。该书同年出现了第2个版本,1612年出第3版,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一次以诗集的形态出现,是169年索普(Thorpe)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自诗集问世以来,扉页的献词和诗中人物的身份一直是批评界争论的焦点。但在当时,这本诗集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对这令人困惑的现象,学界一般并未直接解释,但学者们对诗集的相关描述大体持两种态度。一类认为伊丽莎白时期,对十四行诗的狂热在16世纪末已逐渐消退殆尽,且这个版本属于盗印性质,极可能并未得到莎士比亚的许可或授权。依据这两个因素,受冷遇的原因就是诗学环境中流行诗体的变化和诗集的版权问题。第二类认为诗集中的诸多错误证明莎士比亚本人并未亲自校正,但极有可能他是同意出版,或承认上述主流诗学环境的变化,但用史料证明诗集出版时,正是十四行诗这一体裁流行的又一次小高潮。在新的、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这类观点比第一类观点更具说服力。既然不是主流诗学体裁的变化,也不是版权问题或作者的抵制,那么受冷遇的原因就只能是从作品样态与读者品味的关系中探寻了。就作品样态而言,这些诗独立存在时受欢迎,作为诗集出版后却少人问津。就读者品味而言,诗集中的性别矛盾特别突出,至少有2首是明确写给男性的“情妇兼情郎”。显然,文本的样态与读者的阅读体验相互影响,其后本森(Benson)的版本亦如此。    164年,书商本森出版了《诗集》(Poems)。这个版本属拼凑而成,既有莎士比亚诗歌,也有其他诗人的作品。至于十四行诗,他删去了四开本中的8首,打乱原有的排列顺序,将几首诗不加间隔地排在一起,去掉原有的序号并加上自己的标题。这种编排方式的效果就是让这些标题点名与献诗对象的关系,关于友谊的如《友谊之惠》和《忠诚二友》,关于情人的如《赞美他爱人》和《抱怨他爱人的缺席》。读者得到的印象是男性作者歌颂了朋友间的友谊与情人间的爱恋。由于原诗每首独立阅读的效果也的确如此,因而说不上具有故意误导的倾向。但以下证据表明,编者显然对这些诗进行了主观调控,其展示的文本形态是为了故意误导读者。第一,利用标题将献诗对象刻画成女性,而原诗内容并未标明性别,且根据上下文推断对象应为男性。如《自己恭维她的美》(第113首),标题与内容不符,标题的功能除标明对象的性别外无任何意义。又如《恳求她的接受》(第125首),原诗虽未标明性别但内容本身更倾向于男性。第二,直接篡改原诗标明性别身份的单词。如《对他缪斯的祈祷》中第11首第11行人称代词“him”变成“her”。《声誉的纪念碑》中第18首第5行“sweet boy”被改成“sweet love”。需注意,本森的这种篡改并不彻底,因而有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外。如上述第11首,第6行“his”和第9行“he”并未改动。这种前后矛盾应该会引起读者注意,但极可能基于之前的阅读印象将其视作排印错误而忽略。    尽管错误与篡改之处颇多,本森版的文学影响比索普版大得多,因为其后的文选或诗选的编者大多引用这个版本,且同本森一样,都倾向于将这些诗塑造成异性恋。笔者认为,索普版的冷遇与本森版的流行,主原因不在于诗学变迁,而在于两个版本所展现的文本形态和读者欣赏品味对这些诗的解读。本森“过滤”掉可能引起读者不快的内容,剔除了其中的个人信息而使其具有普遍适用性。读者眼中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就成为讴歌友谊与爱情的华章与瑰宝,更容易产生情感认同。但是,正如主流诗学会发生变迁,读者品味会不断改变,其他编者也可以像本森一样,对这些诗进行不同的解读和调控,让莎士比亚及其十四行诗以不同的文本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诗集编者的诗学调控与冲突(178-1814)    18世纪的主流诗学并不利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传播。首先是这些诗歌的地位低于莎士比亚其他作品。在该时期的莎士比亚选集中,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其他诗歌作品么被直接忽略,么被放在全集的末尾或作为戏剧作品的附录。此外,十四行诗这一诗体地位低下。整个18世纪,十四行诗都被看作是虚伪的、非英国式的诗歌形式。主流诗学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主题与形式都格格不入。最典型的例证,是约翰逊(Johnson)在1755年的《英语词典》,认为十四行体“不是很适合于英语,自弥尔顿之后没有重诗人用过它”,十四行诗人也被注释为“小诗人”。这本词典是英语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词典之一,对读者品味的熏陶不可小觑。   在这样的主流诗学背景下,马龙版的出现具有改变诗学发展走向的作用。他对十四行诗添加评注的编辑形式开历史之先河,今天的诗集编者仍在效法。他对版本的历史意识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使学术界摆脱了本森1939版的影响,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169年的四开本身上。同时,他也是第一个明确把十四行诗作传记式解读的学者,将诗集分为献给男青年和黑肤女郎两部分。这并不意味着马龙认为诗中有同性恋的倾向,从他对第2首中“情郎兼情妇”的态度可以看出这一点。在178年版的注释中,斯蒂文斯认为“阅读这献给男性对象的、虚情假意的颂词,不可能不同时感到厌恶与愤慨。”一般情况下,马龙都会在斯蒂文斯的批评之后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此处马龙并未这样做,说明当时他极有可能对这一指责束手无策。直到179年,马龙才在自己的版本中反驳到“如果考虑到这些献给男性的致辞,无论多粗俗,在我们作者的时代都司空见惯,这种愤慨或会有所减少。……按照现代的模式来指导对莎士比亚诗歌的评判,就如同按亚里士多德的规则来审视莎士比亚戏剧,当然是不可理喻的。”马龙以莎士比亚时代的风气来辩解这种关系,同时指责斯蒂文斯之类的学者是犯了“时代错误”。由于年代久远,莎士比亚时代的风气已不可考,至今尚无法验证这种解释的根据何在。但从实际效果看,马龙的反驳影响深远,今天的许多学者仍在使用类似的措辞来解释诗人与男青年的关系。    正是由于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批评上的卓越贡献,马龙被布鲁姆称赞为有史以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最伟大的编者之一。这一评价可谓中肯,但同时,这些成就也引来了合作者斯蒂文斯的批评“我们没有重印《十四行诗》及其他(诗歌),因为议会所能制定的最强硬的法令,也不能强迫读者服从;尽管这些混杂诗篇的每一个优点都来自它们唯一聪明的编者马龙先生,其批评手段,就像《普鲁登修斯》文中的象牙耙和黄金铲,在这种场合下因其文化对象而蒙羞。”    斯蒂文斯显然是讽刺马龙把自己宝贵的才能浪费在没有任何诗学价值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上面,而“蒙羞”也从道德层面对这些十四行诗作出了价值评判。他也因而成为第一个明确从诗学和道德两个层面反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人。    斯蒂文斯的批评对马龙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接受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历史最终证明了马龙的价值。今天所有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批评,都不能不说是建立在马龙的贡献之上。有学者认为,是马龙让十四行诗进入莎士比亚经典的行列。最直接受其影响的,是浪漫主义的先驱华兹华斯(Wordworth)和柯勒律治(Coleridge)。    三、浪漫主义诗学对其经典地位的确立(1815-1929)    华兹华斯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看法有一个演变过程,过程的每一阶段都体现出马龙的影响。他在183年以前曾写下这样的笔记“从第127首开始献给情妇的这些十四行,比拼图游戏还糟糕。他们极端粗糙、晦涩,一文不值。……它们的主不足——严重缺陷——是单调、乏味、离奇和煞费苦心的晦涩。”华兹华斯的评论看似基于对原诗诗学特征的客观评价,实则内在地统摄于“给情妇的这些十四行”之下,这种划分应是来自马龙的影响。但这一评价显然不够客观,因为这部分诗不可能没有佳作,正如前126首不可能没有次品。由于诗集前126首中的第4-42首已经到三角恋关系,只不过未点明“她”的身份,华兹华斯的评论表明此时他对诗人与男青年的关系以及三角恋关系是接受的,但对127首之后诗人与黑肤女郎的关系持否定态度。    有意思的是,他的好友柯勒律治恰恰与之相反“除了献给他情妇的那些十四行诗(即便是这些十四行诗,这种措辞也过于严厉,有失公正),我决不能赞同上述华兹华斯的铅笔手记。”他虽部分同意华兹华斯,但他并未解释为什么同意该观点,或者说明“有失公正”之处何在。值得注意的是,华兹华斯批评的重心是写给情妇的这部分十四行,而在柯勒律治看来,需解释的是诗人与男青年的关系。所以柯勒律治在表达不同立场之后,没有正面反驳,转而解释莎士比亚与诗中男青年“纯洁的爱”,将其比拟为希腊式的“兄弟之情”。这种解释是以写给他7岁儿子的书信为形式这些十四行诗“与弥尔顿比肩,仅次于你的圣经”。根据上下文,这一前所未有的至高评价显然是基于第1至126首。他在这里一方面回避直接讨论献给情妇的这部分十四行,一边表现出一种“净化”和“启蒙”的双重姿态对于天真无邪的儿童,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最美丽的那一面展现出来;对于那些将诗人与男青年的关系理解为同性恋的学者,像对待无知的儿童一样去启蒙。直到笔记的最后一句话,柯勒律治才正面反驳了华兹华斯“我没有看到煞费苦心的晦涩,离奇之处甚少——也不知道有任何十四行在经受一再细读之后仍然韵律如此丰富,思想如此充盈,布满最精致的言辞。”这种措辞看起来与华兹华斯针锋相对,但讨论的重心实则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回应的是斯蒂文斯,而不是华兹华斯。    尚没有证据显示华兹华斯是否读到这份笔记,但无论如何,他1815年时的评价已有了根本不同“莎士比亚表达了自己的情感……这位诗人的作品中,再找不到有哪一部分可以同样容纳如此多完美表达的细致情感。”不仅先前的负面评价被代之以赞誉之词,而且明确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置于他的戏剧之上。这应当是莎士比亚批评史上的首次。这种态度的转变同时反应在华兹华斯的创作上。有学者注意到,他的十四行诗《致睡眠》显然受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影响,而《隐士》中的《说明》以及《前奏曲》的几处短语分别借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7、116首等。只有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看作诗歌中的经典,他才可能这样模仿甚至借用这些诗。    笔者认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如此推崇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主基于其诗学理念。在改变英国诗歌发展方向的《抒情歌谣集》第二版序言中,华兹华斯阐述了诗歌的目的“是在选择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自始至终竭力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来加以叙述或描写,同时在这些事件和情节上加上一种想象的光彩,使日常的东西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这里得到强调的是题材、语言风格、想象和情感,而这些求,“特别是对于诗人通过自己人物说话的那一部分而言的”。以上述求来审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可谓完全契合。以“诗人通过自己人物说话”为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一人称单词“I”“my”“me”“mine”共出现162次。这种高频率重复第一人称单词的特征在诗人其他诗歌作品中并不明显。据笔者统计,戏剧之外所有莎士比亚诗歌作品中,上述第一人称单词分别出现616、77、35、116次,合1744次。两相对照,十四行诗中第一人称代词出现的次数大大超过其他诗歌中的数量总和。正是因为满足了华兹华斯浪漫主义的诗学原则,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才受到大力推崇,甚至超越了莎士比亚戏剧而成为英语诗歌经典。   四、检验诗学理论的试金石(193至今)    布鲁姆认为,19世纪末至2世纪初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主集中在诗歌的排序和诗中人物的所指两方面,以及由这两方面所诱发的其他问题如创作时间等。这一研究兴趣应当是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但由于史料的缺乏,这种研究大都建立在推论的基础上。学术界不满于这种研究模式,逐渐把焦点从传记学转移到诗歌的诗学价值。鉴于莎士比亚十四行的经典地位,各种诗学开始借助经典的力量来验证理论的合理性与解释力。    第一个运用诗学理论研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且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推动新批评的燕卜荪(Empson)。193年的《复义七型》中,燕卜荪多次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来论证复义乃文学语言美感和力量之所在。其中,第一种复义用到第73首,第二种依次用到第93、95、32、42、13、31、81、58、16首,第四种复义用到第83、17首。在国内学者较少注意的另一部著作《几种田园诗》中,他更是用一章的内容集中分析了第94首的复义,标题直接取自第94首第一行“That They Have Power”。他认为该诗中的“花朵”“百合花”“主人”和献诗对象四者的相似与相异之处,“会产生496种可能的思维运动,以及其他多种可能性”。通过对第94首十四行关键字词的分析,燕卜荪向读者展示了这首诗解读的不确定性,即这首诗既是对男青年的赞美,也是指责,两者同时存在。    笔者认为,从整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批评史来看,燕卜荪的研究方法深刻影响着后来者。首先,引领了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为例证的诗学剖析之风。此时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已经取得经典的地位,燕卜荪借用经典展示自身理论的合理性,固然是对经典文本身份与影响的借用。但同时他也第一个从理论层面证明这些诗是经得起检验的诗学经典,巩固了它的诗学地位。此后,学术界开始热衷于用不同的诗学理论探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诗学特质,如结构、双关、体裁、创作心理、诗歌艺术等。新的诗学特质的发掘与其经典地位的不断巩固开始形成良性互动。对于这种现状,有学者不无调侃地说到,2世纪下半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批评的普遍状况是“如今已有这么多赞美的文字,你如何称赞才令人信服。”    第二,启发了其后的评论家,为各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文本解读方法供了参照。最能体现这种穷尽不同复义精神的是布斯(Booth)。他在自己编注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将每一单词的可能意思都一一罗列。在前言中,布斯解释了这种编辑方法是如何受燕卜荪的启发,而他的引用方式也颇能说明对燕卜荪的态度“最终,在193年,燕卜荪有效地指出,所有该短语的注释建议都是正确的。”随着这些复义不断被接受,新的诗学理论借此获取了生存空间,这在2世纪末尤显突出。以在英美莎学界影响颇大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批评文集》为例,该书收录2世纪末的文章2篇,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分别与酷儿理论、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符号学、隐喻研究、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相结合。多元的研究视角不可避免带来相互冲突之处,但从侧面说明我们对经典的解读或构建方式经典一旦形成,其地位便无可动摇,但随着时代与诗学环境的变化,新的解读又不断出现。这种可能性得以存在的前,仍追溯至燕卜荪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复义解读。    第三,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不同翻译供了理论依据,而翻译反过来又成为它在异域诗学中确立经典地位的重手段。由于经典的特殊身份,对经典翻译的求是必须成为译语文学中的经典。翻译的正确性、权威性往往被理解为翻译的完美性求,成为悬在译者头上的“达摩克拉斯之剑”。如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已被翻译成各国语言,29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球重印版》收录了73种语言的译文。即使同一语言之内,也有不同的译本。根据笔者的统计,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汉语译本已超过2个。但由于译本间差异显著,译者往往成为批评的对象,译诗也被认为失败或与原诗相差甚远。如果接受燕卜荪所展示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自身的多重复义,译者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解读进行翻译,并在受到批评时为自己的翻译辩护。这种辩护虽不能让所有读者接受,却可以让译者放弃“完美”译文的幻想,在实践中更好地承担起译文作者的责任。    结语    继燕卜荪之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取得了极大拓展。近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工具书,就分别涉及叙事研究、与流行文化的关系研究、诗中的政治与宗教研究、性属研究等新课题。诗学理论的借用不仅揭示了这些诗歌更多的诗学特征,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环境下诗学经典构建的不同模式。可以预见,今后的研究会进一步走向多元化,在理论多棱镜的审视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会继续展现新的形象。    编辑曹晓花